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便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哪怕到唐朝灭亡的时候，武人割据之风仍未有消失，反而酿造了一个更為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五代时期，军人跋扈，将帅兵变篡位之事史不绝书。因此，宋国皇帝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之后便订立了“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的国策，试图改变昔日君权不振、武人恃兵专横的风气。然而，军人在北宋时代真的如此被轻视吗？

确实，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主宰政坛的都是优容尔雅的文臣。在蔡襄《蔡襄集・国论要日》就有提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榖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为了提高文人地位，以抑制武人之气焰，朝廷除了大兴儒学、增加科举取录名额外，还特许进士登第即可享有官职，真可说得上平步青云。

相反，武人在宋朝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比方说，宋廷为了防止士兵逃逸，会在兵士之脸上或手背刺字以作标记，这无异於在将士身上烙上“罪犯”和“奴隶“的标签，可谓羞辱至极。而在中央任官方面，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当中任职的73名正职者（如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武者出身的只有18人。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任职人数还会随朝递减。在太祖到真宗这三朝间，武职出身的18人缩减成12人。到了仁宗朝，则仅剩6人。最后英宗朝以后，已再无一人为武职出身，所以说宋朝军事羸弱的弊端不是不能理解的。

虽说这样看来武士在宋朝的地位真的十分低落，很符合我们印象中大宋皇朝文质兼备、风流蕴藉的社风，但是在学术界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批评过往研究忽视武将在宋朝的重要性，并指出武将在宋朝只是看似地位不显，实则仍享有很大特权和优待。哪怕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告诫后人勿杀文臣、莫过度重用武将，但其实太祖本人在派遣军吏时，都是习惯派武将出任“都部署”这个大将军之位。

哪怕在“以文驭武“的原则下，文臣参与治军的干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当时文官在军事行动中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譬如供应粮饷、安抚百姓等，跟军事行动和指挥其实并无直接关系。虽说太祖在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曾一度下令由参知政事赵倡言为都部署，藉此打压制当地武将气焰。尽管赵倡言为都部署一事为以后文官大臣出任要府，并兼管驻军一职的滥觴，但必须指出的是宋初两朝地方文臣一般对驻军并无干预权。比如开宝四年，给事中刘载权与建武节度使何继筠不协时，因被何继筠“诉於上“，而被黜载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亦有知贝州柳开因“坐与监军忿争”，因而被贬。这些都说明当时武将地位在下降的趋势，但仍然拥有文臣无法干预的独立带兵权。

宋代武官地位低这个观感其实是相对于文官拥有过份优越的地位而来，所以武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本身不能说受到歧视。比如在水浒传中，鲁智深作为一个基层军官，在镇关西面前也是可以作威作福的，更不用提那俨然就是地方霸主的张都监。就是说，宋代武官虽然地位不如文官，但过得还是不错的。去到南宋，因为外有女真势力虎视眈眈，内则蜂起之事，朝不保夕的赵宋皇室为了激励将士安内攘外，更放弃了“崇文抑武”的家法，着手提高武者地位，可见武者地位在两宋间还是起起落落的。

虽然太祖的开国国策有不少为人诟病之处，军事积弱、战事败多胜少就是最好的证据，但是正因为太祖力倡文教，才使宋朝脱离了前朝士风败坏的局面，更打开了文治盛世。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理学家陆九渊、周敦颐的出现还是得感谢宋朝推崇文人的国策。